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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時期傳教士與中國文化在歐洲的傳播

      明清時期傳教士與中國文化在歐洲的傳播 明清時期,西方來華傳教士研習中文、譯介中國經典并將其介紹到歐洲的文化活動,對當時歐洲的社會生活和思想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由于文化背景的差異,語言轉換的目的和動機的影響,西方傳教士在傳播中國文化時,造成歐洲國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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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時期傳教士與中國文化在歐洲的傳播

      明清時期,西方來華傳教士研習中文、譯介中國經典并將其介紹到歐洲的文化活動,對當時歐洲的社會生活和思想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由于文化背景的差異,語言轉換的目的和動機的影響,西方傳教士在傳播中國文化時,造成歐洲國家對中國文化存在一定的誤解。本文擬從社會語言學視角分析來華傳教士對中國文化的解讀及其在西方國家的傳播,以期對這次文化傳播過程中出現的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誤讀有一個較為清晰的認識。
        一、傳教士向歐洲介紹漢字
        1.制定羅馬字母拼音方案,編纂詞典
        明清時期的儒家思想在中國的政治、文化和生活中起著重要作用。“儒家思想積兩千年之久的浸淫,已深深植根于中國人心中” ① ,要在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文化積淀深厚的國家傳教,語言就成為雙方交流的重要紐帶和橋梁,因此,傳教士迫切地感受到學習漢語的必要性,他們認為掌握中文是征服中國、改造中國人信仰體系的唯一途徑。
        在學習漢語過程中,這些傳教士使用羅馬字母來標注漢字的讀音,并以此為啟發編纂中西字典,為歐洲人認讀漢字提供了有效的工具。最早采用了這一拼音方案的是羅明堅和利瑪竇于1583至1588年間合編的《葡漢辭典》。由于早期的羅馬字母體系不完善,如:聲調和送氣音的缺失,造成了許多漢字讀出來的音不準確,從而引起交流過程中聽者理解上的偏差。盡管有這些缺點,《葡漢辭典》載有近代葡漢兩種語言文字,是世界上第一部歐漢雙語詞典,為中國的音韻學研究指明了方向。如果說《葡漢辭典》是西方研究漢語語音的發端,那么《西子奇跡》標志著漢語語音的形成。《西子奇跡》源于1605年利瑪本文由畢業論文網http://www.nm525.com收集整理竇贈給友人的三篇文章,后由教會編成小冊子,通過字符、字母和聲調符號的不同組合,傳教士可以拼讀出漢字的讀音,這實際上是羅馬拼音方案的第一次實際應用。1626年,《西儒耳目資》的出版,意味著漢語拼音方案的完善。該書由法國傳教士金尼閣所編著,是一部供傳教士學習漢語的工具書。全書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譯引首譜》,通過圖例對漢語音韻進行概述;第二部分《列音韻譜》拼音切字;第三部分《列邊正譜》按筆畫音查。《西儒耳目資》的發行,啟示了傳教士們,他們借用西方文字幫助,研究更完善的漢字記音系統,不僅幫助來華傳教士更加快速準確地認讀漢字,而且“首次將中國傳統的字書與韻書的體制特點結合在一起, 融會了二者的長處,從而使其在三百多年前就具有了現代詞典的雛形” ② 。
        2.研究并傳播漢字字形和字義
        耶穌會士加戈神甫最早把漢字介紹到了歐洲。他在1555年9月23日寫回歐洲的信中,列舉了“魂”“畜生”“日”“月”“天”“人”這六個漢字,并用日文解釋。后來,這封信連同其他信箋于1565年在可因布拉(Coimbra,葡萄牙中部的一個城市)結集出版。 ③ 漢字傳入歐洲后,引起了歐洲語言學家的關注。“他們希望找到一種直接表達事物和思想的字符。”“歐洲本土學者的漢語研究實際上是對漢字進行解釋性的介紹”,而來華傳教士結合自身學習的體驗和感受,“更加注重漢語口語的學習,以及對漢語實用技巧的探討和研究。” ④
        葡萄牙人耶穌會士曾德昭所著的《大中國志》以中國研究為主體,首次對漢字的筆畫和結構特征進行了具體的分析和描述,具有了一定的系統性和科學性,為西方人進一步理解和學習中國語言提供了必要的理論前提。羅明堅受中文老師的啟發,采用看圖識字的方法,將圖片、字形和字義聯系到一起,僅三年時間內就掌握了一萬五千個漢字。利瑪竇學習漢字有一套獨特的記憶法,他撰寫的《西國記法》介紹了如何快速識記中國文字,通過觀察、分析漢字的字形、結構,形成聯想,賦予漢字獨特的解釋來幫助記憶。例如:“聞”字被解釋為“大耳正懸門中”;“焉”字被理解為“以一馬正面向外而立”。也有取其諧音來幫助記憶的,如“醇”字以“鶉”,“描”字以“貓”等。 ⑤ 這種將字形和意思聯系起來的方法,有助于漢字的牢固記憶。
        3.研究傳播漢語語法
        早期的傳教士偏重于漢字的認讀以及字形和字義的研究,而對語法的研究鮮有涉及。從16世紀末開始,漢語語法的研究得到重視,相關的論著陸續出現。衛匡國、瓦羅、馬若瑟等人的漢語語法專著促進了西方世界對漢語的認知,對中國文字的傳播和中歐文化的交流與融合,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同時也為后人研究近代漢語提供了借鑒與參考。
        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衛匡國于1652年編寫的《中國文法》是第一部在歐洲出版的漢語語法著作。該書引用中文實例解釋了漢語詞性和種類,羅列了相關的語法要點。總體來說,衛匡國參照拉丁語系的研究方法,對漢語語法結構加以扼要介紹,但個別舉例牽強生硬,且缺乏專門的句法內容,對漢語語法的研究有待進一步深入。盡管有諸多欠缺,衛匡國開啟了傳教士研究中國文法的先河。《華語官話語法》是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漢語語法書,由瓦羅于1682年完成。該書依據明末清初“南京官話”的語音、語法、詞匯為研究藍本,參照拉丁語法框架,闡述漢語語法的規則和誡律。他不僅系統介紹了漢語詞類的劃分及其形態和范疇,還特別強調漢語研究重要的三個方面,即詞匯、聲調和詞序。總之,瓦羅對漢語語法的研究更加深入和準確。耶穌會傳教士、法國著名漢學家馬若瑟于1728年完成的《漢語札記》分別就漢語口語語法和書面語語法進行了討論。該書引例翔實,大都出自中國的小說、戲劇等經典作品。他基本擺脫了拉丁語語法的束縛,區分了漢語口語語法和書面語語法,提出了漢語虛詞和實詞的術語,使漢語語法研究更加符合漢語本身特性。 轉載請注明來源。原文地址:http://www.nm525.com/html/West/20171001/72538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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