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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經濟潛在危機、內外部因素及反危機

      轉換思維方式:確立危機與反危機意識。 世紀末往往發生危機,這是人類經驗得出的結論。20世紀末一本《1999人類大劫難》,一個法輪功,以神秘的形式表達了人類在世紀之交的危機感,其所以能夠風靡全球,表明危機感是世界性的。 世俗社會的實際,證實了危機確實存在。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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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換思維方式:確立危機與反危機意識。

        世紀末往往發生危機,這是人類經驗得出的結論。20世紀末一本《1999人類大劫難》,一個“法輪功”,以神秘的形式表達了人類在世紀之交的危機感,其所以能夠風靡全球,表明危機感是世界性的。

        世俗社會的實際,證實了危機確實存在。十年前地球上突然抹掉了一個蘇聯超級大國陣營;金融危機如艾滋病般傳染,從拉美蔓延到亞洲。危機各國或在力量強大之頂峰,或在繁華驕奢之極點,因內外矛盾長期積累,在突發事件沖擊下失去控制,發生多米諾骨牌式的連鎖反應,控制得鐵桶一般的強大軍事計劃體制頃刻瓦解,數十年經濟增長和出口積累的幾百億美元外匯儲備一掃而光,優質資產在縮水百分之八九十以后被國際大資本廉價收購,經濟出現負增長。

        90年代以來,以東亞模式為參照系,“學韓國經驗”的中國人當然不會看不到,東亞各國的弊病我們也有,只不過我們沒有開放資本賬戶,又提前收縮經濟并貶值人民幣,非常幸運地避免卷入危機,但是我們不可能不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滯后影響,將國內經濟隱藏多年的隱患暴露出來,在未來數年中爆發某種危機亦是在劫難逃。

        正確預測和控制危機談何容易。危機的潛在性雖然容易被人認識,但是危機的爆發是受到突發性偶然事件的影響。只要沒有爆發危機,人們在主觀上對于危機的潛在因素就往往采取“鴕鳥態度”.危機的預言者反而會被譏諷為聳人聽聞,空喊“狼來了”;危機一旦爆發,就意味著社會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失去控制,這時候每個經濟人的“理性選擇”就是如鳥獸散,還有誰去總結經驗,承認錯誤,收拾殘局?

        病在肌膚諱疾忌醫,病入膏肓又無法醫治,這是人類的通病,當權者尤其容易如此。許多人在邏輯上承認有發生危機的潛在因素,但總是不愿或不相信危機很快就會爆發,或者寄幻想于政府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有能力控制局面,或者盲目相信體制改革和技術創新能夠最終解決問題,甚至對整個國家民族抱漠不關心的態度。這與長期形成的思維方式和流行觀念有關,必須首先反思妨礙危機研究的“膚淺的、盲目的”樂觀論。

        膚淺盲目的樂觀論,是以經濟增長為社會目標,以市場經濟為體制目標的,背后隱含著一種“實用主義”的價值標準:成功就是一切,有用就是真理,知識必須能夠輸入計算機,否則就不是知識,這造就了整個人文精神的衰落,生產力已經高度發達的西方尚是如此,仍舊為生活苦苦掙扎的發展中國家又怎能不如此?

        東亞國家20年持續高速增長,給樂觀論提供了有力證據。空間上只從經濟增長一個層面,時間上脫離具體歷史背景,把某一地區某一階段的成就,看成是永久持續的經驗,把內部矛盾導致的深刻危機看成是暫時性調整。從這樣的判斷出發,對于中國人認識自己的潛在危機,尤其不利。

        在中國,樂觀主義的膚淺和盲目更甚于國際,這是因為,第一,中國人的傳統心理,喜歡“大團圓”,是“喜鵲文化”,還不如西方人有危機感,稱為“烏鴉文化”;第二,缺乏民主和學術自由,宣傳上報喜不報憂;第三,學術界脫離實踐標準檢驗,忽視與中國實際接軌,盲目追求“與國際接軌”;第四,20年經濟增長造就的迅速但是難以持續的繁榮;第五,少數經濟學家與權力資本和外國資本結合,獲得了特殊地位,在中國繁榮中可以分享大份額,在危機時可以不分擔成本。他們的確樂觀得很,向中國人民描繪出一幅玫瑰色的圖案:經濟速度就是一切,經濟發展可以自動解決一切社會矛盾,經濟發展是持續的而不可能中斷,甚至連蕭條和危機也不肯承認,他們不關心國土整治,老齡化,社會保障,貧困人口這些關系多數人生存的基本問題,甚至說:“改革應該犧牲一代人”;他們標榜經濟學的實證原則,但從不去“實證”一下,中國的權力是怎樣資本化的?中國的兩極分化有多大?

        他們把中國出現的一切弊病都歸結為經濟改革不到位,對外開放不到位;他們掌握了西方現代經濟學的話語系統,概念和模型多得嚇人,缺乏的卻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和草根意識。

        中國暴富階層及其代言人的基本態度是:首先否認,鼓吹形勢大好,以取悅當權者,迷惑社會輿論,引外國投資者上鉤;當否認不了時縱容甚至歡迎,既然危機都是舊體制的危機,危機爆發不是好得很嗎?

        當然前提是:危機的代價應該由老百姓付,而不是他們自己和自己的后臺老板們付。經濟學家們言必稱“科斯交易成本論”,在中國就演變成為:改革發展的收益為暴富階層所得,而成本由多數居民承擔。這樣背景下的“樂觀主義”,符合暴富階層麻醉社會保護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多數人民的對中國前途的信心,不僅膚淺,而且令人厭惡。

        中國正面臨重大危機,我們必須擺脫盲目樂觀論及其思想方式的束縛,對形勢作出實事求是的判斷。

        危機發生的外部因素:國際投機者掌握大量人民幣。

        我們要力求避免金融危機。如果避免不了,就可能在以后五年左右時間發生。從外部沖擊來說:國際投機資本是否能夠造成崩潰性的沖擊,取決于能否在短時期內掌握受沖擊國家的大量貨幣。人民幣資本賬戶不自由兌換,有效防止了國際資本的不穩定性投機,但外匯管制效力有限。第一,它不能杜絕投機資本通過貿易項目的自由兌換混入;第二,管理機構內部人員會帶頭投機并產生波及效果。比如1998年初,正當決策層決定降低利率的時候,就有一部分銀行內部工作人員去外匯黑市大量買入外匯,促使人民幣的黑市價格上升到1:8.5左右;第三,是相當多的金融機構在進行人民幣和外匯之間的買賣,在一定條件下造成不穩定性投機;第四,外商投資企業的人民幣利潤越來越多,有90%沒有匯出,而是留在中國進行再投資,這筆外商在中國國內的債權在5年之后會達到10000億人民幣,相當于我們國家在海外的債權(國家外匯儲備),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沒有真正購買生產資料,而是留在流通和投機領域,流動性很強。國際投機者通過香港也可以掌握一部分人民幣,如果出現突發事件,外商喪失信心,普遍要求將人民幣利潤兌換成外匯匯出,引起國家儲備嚴重下降,即可能引起居民普遍提取人民幣,通過各種渠道兌換外匯,限制或者停止外商將利潤匯出只能延緩一年,因為新的外資會因此不來。這是5年之后國際資本可能沖擊中國的特殊形式之一,也會是我國危機爆發點之一。

        危機發生的內部因素:漸進改革的基本矛盾。

        中國金融風險的主要因素是內生性的,分為三個層面:第一個是貨幣經濟層面,中央已經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危機因素;第二是真實經濟層面,如人口問題、環境問題、體制改革問題、精簡機構問題、農民問題、經濟結構問題等等;第三是社會與權力結構層面。在中國,存在導致發生經濟、政治與社會危機的最特殊、最基本的內生矛盾--- 權力資本擴張及其合法性危機。一場危機,就是外部強制解決矛盾的形式,只不過它所導致的是舊事物的瓦解。當然這種解決方式,所付出的代價太大,特別是如果在舊事物瓦解以后,新事物不但不能產生,反而引起更大的瓦解,那么代價就更大。金融危機如果真的猛烈發生,甚至引起更大的經濟社會政治瓦解,就說明中國漸進改革的內在矛盾已經發展到無法自我克服的程度。在我看來,這種內在矛盾的發展已經到了最后一個階段,如果任其發展不去認識,更不去主動調整,那么五六年后,就會以金融動蕩的形式引起一系列經濟、社會、政治危機。

        任何改革都是一種利益的轉移和再分配。因此,極有可能出現這樣一種情況:那些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掌握資源的人,在改革過程中將這些資源變成自己的私人財產,再通過某些政治和社會改革,如“民主改革”,為自己獲得的利益取得新的合法性。國外社會學已有文獻指出:前蘇聯東歐國家的“休克療法”中的那些在計劃經濟下掌握資源的人雖然首先在政治和法律上放棄了特權,但仍然在市場經濟發展初期占有優勢,表現在知識、管理、社會聯系、信息、能力各個方面。所以多數人可以在市場經濟發展中成為新的企業家、議員,總之,保持了“精英階層的連續性”而不是斷裂。在計劃經濟下我們在名義上建立的“全民所有制”,主要采取了國有或國家控制的方式,而“全民”是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將自己的所有權委托給了政府,政府系統是通過行政體系,通過“官員群體”,實際控制國有資產,以至控制幾乎所有社會資源,比如通過人民公社制度,控制農民進城和糧食生產等。在改革以后,這種權力并未崩潰,而是向市場方向擴張,創造出一個“權力與市場相結合的經濟”.權力之所以變成資本是因為,在計劃經濟下它無所不包,而在改革中仍然沒有受到應有的限制。在大家都沒有財產的改革初期,連向銀行貸款的抵押物也沒有,一般只能通過行政系統擔保,各種優惠政策也是行政性的,帶有歧視性的特征。行政權力在改革開始甚至起到了市場經濟“助產婆”的作用。改革初始,只有權力沒有市場。一種辦法是使權力崩潰即“休克療法”,另一種辦法是使權力創造市場即漸進改革。這種辦法在初期可能比休克療法穩定一些,但是權力的市場化意味著公共權力的腐敗,國有財產向掌權者個人的流失。

        權力資本發展三個階段。

        權力資本發展,即權力創造市場的第一階段,是農村承包土地時,有20億人民幣的集體財產落入集體干部手中。第二個階段是商業資本階段,80年代初期的發財和腐敗途徑,來自國內商業、外貿和旅游。大致估計起來,20年內我國國內商品零售總額將近20萬億元人民幣,在批發零售環節有10%的提成落入私人手中,就有2萬億元人民幣的財富轉移。外貿總額18萬億元人民幣,也有2萬億元人民幣的財富轉移。加上旅游等部分,在商業資本的形成過程中,由國家壟斷形成的貿易渠道轉換為私人所掌握,大約有5萬億財富轉移。第三個階段是以生產資料雙軌制為標志的生產資本階段,腐敗加劇到直接依靠審批權獲得個人好處的程度;90年代初期每年正式的雙軌價差是700億元人民幣;5年3500億元。有90%大約350億元的財富轉移。第四個階段是1992年以后的金融資本階段,從原始股票的流失、上市額度的分配、股票證券市場的操縱到房地產泡沫經濟,保險業,基金業,產權交易與重新界定,計劃利率與黑市利率長期并存,貸款權力的使用,每一個金融創新都伴隨著極大的利益再分配,動輒數億數90億元,非商品層次可比,甚至發展到地方以司法權力保護本地債權人。大量的借款不還,以國家信用為擔保利用金融手段暴富,正是權力資本發展到金融資本階段的必然產物,估計財富轉移不下于90萬億元人民幣。加上其他種種以權謀私,如有的領導者秘書收取賄賂,亂罰款亂收費等等,估計在中國改革轉型期20年中,權力資本形成給少數人帶來的好處,不下于30萬億元人民幣。目前6萬億元居民存款,如果采取實名存款制,不知道有多少“公款私存”無人認領?

        國際收支統計中每年一二百億美元的“誤差與遺漏”,表示出我國已經有數千億美元的財富外流。權力資本化并不為中國改革所特有。英國貴族資產階級化,日本明治維新,前蘇聯改革都有這種特征。中國漸進改革的特殊性是:在我國特有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下,這種權力資本化的過程只能采取隱蔽的形式,而且很難在現有政治框架中找到自己的合法性。權力資本擴張與我國政治體制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矛盾,是中國漸進改革的基本矛盾。

        由于政治社會改革大大滯后于經濟改革,我國權力資本越來越具有惡性膨脹的趨勢,逐漸從市場的推動者變成了阻礙者,我國經濟增長遇到一系列結構性和體制性阻礙,一般宏觀政策難以發生效力,1997年開始的逐漸下滑趨勢之所以難以克服,只能依靠政府投資來緩解,這就是因為我國經濟增長的特殊因素動力--- 體制轉軌,已經大部分釋放完畢,而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增長潛力,由于市場被權力分割壟斷,信用程度降低而難以發揮出來。不做重大改革,迫使權力退出市場,中國的經濟就無法真正啟動。在這種經濟形勢下,中國漸進改革的基本矛盾開始顯露并阻礙改革進行。國際金融危機的壓力使得中國無法再利用通貨膨脹發展經濟和實現改革,總量擴張下的增量改革,以1993年“軟著陸”和1996年以來以“抓大放小”為標志,轉變成總量平衡或緊縮條件下的存量改革。總量不膨脹,利益轉移就無法隱蔽進行,這就必然出現絕對利益受損害的社會階層,而且要提出權力資本的合法性問題。金融資本階段在性質上是資本發展的最后階段,只差一個國際化沒有完成。至此中國體制轉軌的任務可以說基本上完成了前半段--- 以權力創造市場;中國舊體制下積累的財富基本轉移完畢,中央政府直接能夠控制的資源不多了。

        未來5年能夠繼續向市場轉換的有:

        ---60萬平方公里的國有土地,經過房地產開發繼續向市場轉化;

        ---14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和3000億斤國家糧食儲備;

        --- 部分國有資產和鄉鎮企業的產權明確與資產轉移,效益可以提高;

        --- 單位所有的住宅出售給職工;

        --- 國家金融風險向企業和居民的轉移。利率市場化和浮動匯率的實行,擴大直接融資,都是轉移的方式,同時也是國家對金融資源控制的放松

        --- 這是中央政府所控制的最后一項資源。風險的承擔者有風險報酬,國民財富還會有所增長;

        --- 國家保險向社會保險轉移,政府在放棄責任的同時也放松對人和社會的控制;

        --- 內外債還有擴大的空間。在上述資源的轉化過程中,仍然會促進經濟增長,但是更多的部分可能將被權力階層所占有,伴隨出現的會是更加嚴重的腐敗和兩極分化。還有三項資源,名為公有實為個人或社會所有,必須保留而不能被權力資本所侵吞,但是在權力資本惡性膨脹過程中,也有被侵吞的可能;

        --- 農民家庭承包的耕地,法律上歸集體所有,中央又有承包20年不變的政策。為防止土地兼并,應該正式將耕地所有權分配或低價出售給農民;

        --- 老工人按照工齡存放在國有資產中的養老金和醫療費,應該正式劃出作為社會所有的社會保障基金,投入股市或購買國債,以其盈利支付社會保障;

        --- 存放在國家銀行中的居民儲蓄。目前銀行的信譽主要是靠中央政府的政治權威在支撐,這種權威如果在隨通貨膨脹和社會問題加重過程中逐步流失,大規模的擠兌就會到來。

        當應該轉移的全部轉移完畢,中國改革的前一半任務就算基本完成,應該開始后一半:權力退出市場,健全平等競爭的市場經濟。已經形成的既得利益要通過民主化法制化的政治社會改革,以公開化的形式互相制約,形成新的體制。但是這種政治和社會改革在中國很難進行,一方面是權力并不愿意退出市場,甚至不愿意受到制約;另一方面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下,權力資本也無法取得合法性,因此很難以公開化的方式去制約它。中國漸進改革的基本矛盾,就是權力資本的實際形成與它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下無法取得合法性的矛盾,使得改革很難從經濟領域擴展到政治社會領域,權力資本繼續在市場中擴張。由于經濟總量已經受到控制,權力資本的擴張將打擊民營經濟,縮小居民購買力,使得整個經濟萎縮下來。權力資本亦將阻礙市場經濟的完善,它甚至要在市場經濟中惡性膨脹,把那些屬于居民個人的存款、社會保障、農民的耕地,也要“轉移和流失”到自己手中。這樣,金融危機在所難免,而且會導致更大的社會政治危機。在漸進改革的基本矛盾不能通過漸進改革自身解決的情況下,中國真實經濟的失衡就難以解決,防范金融風險就只能停留在金融層面。

        上述基本矛盾如果沒有根本性改觀,估計中國危機發生過程是:堅持反通貨膨脹政策使經濟陷入衰退,產生嚴重的失業問題,被迫再次膨脹,導致信心崩潰和擠兌,銀行呆賬暴露出來,政府被迫實行貨幣改革,經濟空前緊縮,社會政治危機爆發。如果不加快改革步伐,也許5年左右可能發生危機。這是因為:中央政府能夠掌握的資源基本轉移完畢,加上腐敗蔓延使政府的控制能力進一步降低,在危機爆發后喪失控制能力;社會嚴重的貧富分化,矛盾尖銳化;同時我國內外債已經到達臨界點,凈出口不足以償還外債和外資利潤;而外商掌握的人民幣數量也達到了空前的程度,此時的政府換屆,將促使危機的爆發。

        確立“危機預期”

        為了在中國防止這種危機前景,中國防范金融風波的思想需要進一步堅持和發展。在金融層面上必須堅持控制金融危機因素;在實際經濟層面上應該堅決地把還沒有轉移到市場方面去的那些由政府掌握的資源,轉移到調整社會矛盾方面來。這需要一系列措施打擊權力資本,緩和社會矛盾,并啟動廣大居民包括貧困階層的購買力。如果不能真正通過全面的改革和堅決措施迫使權力退出市場,不能發展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以適應新的社會結構,那么漸進改革自身所無法克服的基本矛盾,就會以權力資本惡性膨脹的形式,造成金融以至經濟政治社會大危機,我們必須避免這種前途。目前確立“危機預期”,對防范危機的真正發生有好處,因為預期只要建立就會有“提前反映”.如果多數人預計5年后會發生危機,那么危機每天早上都有可能發生,但是每次都比較小。我們希望的是,將未來的危機因素“提前引爆”,化整為零,并控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圍內。如果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真能夠幫助我們認識自己的潛在危機,確立危機預期,并在5年左右將其化解,那么這是中國之福,我們倒要反過來感謝亞洲鄰國為我們“交學費”了。上述漸進改革的基本矛盾,足以說明只從“左右翼”,只從改革和反改革的角度,不能夠說明和解決中國的問題。更加深層次的反思是放棄“趕超戰略”:德國、日本和蘇聯的軍事趕超、東亞的出口趕超均已失敗,中國的出口和消費趕超已經導致嚴重的兩極分化和腐敗,面臨嚴重的結構和金融危機,沒有出路是注定的。嚴酷的現實要求我們超越左右翼,重新研究中國的發展道路:這將是一條面向廣大居民,而不是面向少數暴富階層的道路;是一條比較公平、比較平等的道路。中國不僅需要經濟增長,也需要環境、民主和社會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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