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ck id="dxvbp"><em id="dxvbp"></em></track>
<optgroup id="dxvbp"><i id="dxvbp"></i></optgroup>

<p id="dxvbp"><em id="dxvbp"></em></p>
    1. <strike id="dxvbp"><xmp id="dxvbp"></xmp></strike>
    2. <track id="dxvbp"><em id="dxvbp"></em></track>
      <p id="dxvbp"></p>

      <legend id="dxvbp"></legend><ruby id="dxvbp"><i id="dxvbp"></i></ruby>

      2009年后國際安全結構變化與應對戰略

      2008 年的美國金融危機把世界帶入一場深重的全面經濟危機之中,各國雖然紛紛出臺政策進行救助,世界也未能逃脫經濟放緩的命運,2009 年以后全球進入動蕩、變革、調整的后金融危機時代.伴隨經濟危機發生的是政治紛爭、軍事沖突不斷,非傳統安全與傳統安全交織互動,國際
      閱讀技巧Ctrl+D 收藏本篇文章
      論文摘要

        2008 年的美國金融危機把世界帶入一場深重的全面經濟危機之中,各國雖然紛紛出臺政策進行救助,世界也未能逃脫經濟放緩的命運,2009 年以后全球進入動蕩、變革、調整的“后金融危機時代”.伴隨經濟危機發生的是政治紛爭、軍事沖突不斷,非傳統安全與傳統安全交織互動,國際安全態勢撲朔迷離。本文從結構視角觀察國際安全態勢,通過分析國際安全結構在金融危機之后的變化,探討應對國際安全新挑戰的國家安全戰略對策。
        
        一 國際安全結構的基本內涵
        
        “結構”是用于描述某種事務各個組成要素的分布狀態的概念,是分析某種事務的內在運動規律的工具。國際安全是各國和地區在國際體系中得以生存、避免威脅的一種狀態。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生存不受威脅的衡量指標有多種,系列指標構成了國際安全結構。國際安全結構反映國際體系中影響國際安全走勢的各種要素的分布狀態。具體地講,國際安全結構是指不同地區層次的各個國際關系行為體在國際安全領域內形成的生存與發展狀態,是一個融合了地區結構、內容結構與主體結構的三維復合體。如果把地區結構、內容結構和主體結構三個指標分別看作是三個函數,那么國際安全結構復合體隨著三個維度上的向量的不同變化而形成各種不同的結構形態。
        
        第一,從國際關系主體的活動范圍看,國際安全結構反映國家與地區間由于地緣政治安排而形成的安全態勢,可稱為國際安全地區結構。國際關系學界哥本哈根學派巴里·布贊(Barry Buzan)等人把世界分成亞洲、中東和非洲、美洲、歐洲四個地區,并把每個地區的研究分為國內層次、地區層次、地區間層次和全球層次四個層次,每個地區是一個單獨的地區安全復合體。
        
        第二,從國際安全的內容看,國際安全結構反映不同種類的安全,可稱為國際安全內容結構。國際安全內容分為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傳統安全是國家在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的安全,非傳統安全是國家保障不受非軍事性威脅的安全,包括經濟安全、環境安全、能源安全、網絡安全、預防恐怖主義、分離主義和極端主義等。國際安全內容結構是一個有層次的復合體,各要素之間相互作用。從國際關系的基本邏輯出發,現實主義的國際安全結構考慮地區層次間的硬實力,如軍事、政治、外交等;自由主義的國際安全結構考慮的是行為體遵循的國際規則;建構主義的國際安全觀考慮國家的軟實力,如文化、身份、觀念等。
        
        第三,從國際關系行為體自身類別來看,國際安全結構反映國際關系行為體之間形成的安全結構,體現行為主體之間的社會關系,可稱為國際安全主體結構。
        
        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關注的是作為國際關系的行為體--體系內國家的數量、國家間能力分配以及國家間的安全關系。國家的數量衡量國際安全結構容納的成員之間關系的緊密程度,國家間的能力分配衡量國際安全結構的均衡狀態,國家之間的安全關系衡量國際安全結構整體態勢。隨著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觀點的發展,這一問題的研究更為寬泛,行為體的數量在擴展,行為體之間的能力更具綜合性,安全關系也變得多元,國際安全主體結構已經超越了簡單的國家間的排列組合態勢,更突出地表現在從人的安全、國家的安全、區域安全和全球安全等四個領域里觀察國際安全結構。巴里·布贊在研究國際安全的進程時提出比地區性分層更進一步的觀點 :國際安全議題既是大國政治、權力政治,也是國家安全之外的個體安全,傳統安全在延續的同時,世界社會分為國家、跨國行為體和個人三種相互影響的行為體。
        
        ①在上述三個維度的變化過程中,變化最為復雜并且起到核心作用的是國際安全的內容結構,地區結構與主體結構往往不能脫離安全的內容結構。國際安全內容結構中核心要素包括以下幾種 :
        
        第一,軍事、政治等安全因素。現實主義理論依據國家能力大小,把國際體系劃分為不同的單元或地區。國家的軍事力量是國家能力主要組成部分,是衡量國際安全結構平衡性和穩定性的基本要素。首先,可以根據各國軍事力量的大小判斷國際安全結構的基本框架,如果各國軍事力量均衡,那么國際安全結構則呈現多極狀態。其次,軍事力量是各國訴諸武力解決國際爭端的重要依托。軍事力量包括一個國家的軍隊規模、軍費開支、武器裝備、軍人素質、軍事體制和軍事思想等內容,體現國家在領土、國防等傳統安全領域的綜合實力。
        
        第二,環境、資源、科技、網絡、恐怖主義等安全因素。這些因素影響和威脅人類整體生存與發展的安全,具有多樣性、區域性、不確定性等特點。比如,能源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和商品,其生產與供給對于世界市場和各國經濟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同時也與全球政治密不可分,成為一種政治武器。能源大國、國際能源組織對國際安全結構影響重大,甚至對國際安全格局產生關鍵性的作用。
        
        第三,文化、宗教、民族等安全因素。這些因素涉及一個國家的精神取向和價值判斷,代表著國家的軟實力,也在國家安全觀之中得以投射。民族相近、文化相通、宗教相同的國家,容易在各種理念和價值觀上促成共識,從而結成相對穩定的安全結構體。因此,當各國在文化、宗教上形成盡可能多的認同時,國際安全結構將會穩定 ;國家間、民族間文化差異越大、文化認同越低,宗教沖突越明顯,相互間安全感就越弱,國際安全結構越不穩固,由宗教沖突、民族沖突導致的軍事行動、政治報復、經濟制裁等手段則會多發。
        
        第四,金融安全因素。全球化時代的經濟相互依賴使國家間的經濟關系顯得非常重要,經濟問題往往會溢出到其他領域,從而影響國際安全格局的走向。金融在現代經濟領域中處于核心位置,對國際安全結構的影響極其重要,貨幣戰爭被稱之為“沒有硝煙的戰爭”.金融危機一旦發生,會產生大量經濟泡沫,帶來連鎖反應,引發市場巨大波動,嚴重的會造成經濟崩盤,直接摧毀一個國家的經濟基礎。同時,當金融危機爆發,從金融市場擴展到整個世界市場,使資本投資鏈條受到影響,傳遞到國際經貿領域,會影響各國進出口市場,特別是使國家出口商品嚴重受阻。為了在世界市場上獲得更大的競爭力,各國不惜采用以鄰為壑的手段進行惡性競爭,產生大量貿易摩擦和沖突,出現經濟政治化傾向,進而影響國家的外交戰略選擇,引起國際安全結構排列組合狀態的變化。
        
        二 后金融危機時代國際安全結構的變化特征
        
        冷戰時期的國際安全結構比較單一,東西方兩大陣營依靠軍事能力、經濟實力等因素形成對峙,國際安全態勢主要表現為地理結構,軍事實力占據安全內容的核心地位。冷戰后,國際安全結構已經不是單純由國家行為體的軍事實力決定分布狀態,而必須考慮非國家行為體以及安全內容多樣性因素的影響。九一一事件后,非國家行為體在國際體系中的影響擴大,非傳統安全內容占據理論研究的重點,成為全球化時代最為重要的安全要素。金融危機爆發后,傳統安全勢頭不僅沒有減少,反而與非傳統安全交織在一起,世界市場、國際政治和國際社會的所有問題一下子全都暴露出來,致使國際安全結構復合體特點得以充分表現。
        
        (一)國際安全地區結構多元,多種力量角逐世界格局2008 年金融危機之后,世界格局發生的兩大變化是美國的衰落和新興經濟體的崛起。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NIC)在 2012 年末發表的關于 20 年后世界局勢展望報告--《2030 年全球趨勢 :不尋常的世界》①中指出 :始于 1945 年的美國霸權時期的“美國治理之下的和平”將很快結束,美國可能失去霸權地位,結果是多個大國互相制衡的格局。①在這種制衡的過程中,美國意欲繼續維護大國主導地位。比如,針對東亞地區局勢,美國于 2009 年正式提出擴大跨太平洋伙伴關系計劃,借助已有協議推行自己的貿易議題,通過全方位主導《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的談判,在國際事務中尤其是在亞洲事務中重新建立主導力量。與此同時,英國、日本等舊有大國以及金磚國家等新興大國也不斷通過各種方式在國際事務中擴大影響力,在一些熱點問題上突出主導作用,成為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潛在的“極”.某些國家借助原來的地緣關系或新地緣關系,通過政治、外交等傳統手段來維系國家形象與控制能力,鞏固傳統的地緣關系,勢力范圍不僅在本地區,而且波及全球。國際社會正在成為一個多競爭伙伴的系統,多國間的合作機制正在成為全球治理的一個主要方向。
        
        (二)國際安全內容結構多樣,傳統安全勢頭加劇發展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伴隨經濟問題解決的過程,各國面對的傳統安全問題凸顯。這一方面緣于一些國家在國內出現經濟、政治、社會嚴重危機時,通過強調主權、領土、外交、軍事等傳統安全事件,向外轉嫁矛盾,在地區內與國際范圍內挑起沖突,造成國內問題國際化。另一方面緣于美國等一些國家試圖通過在傳統安全方面的優勢,繼續維護其在國際秩序中的主導地位,鞏固擴大自己的聯盟體系。這與冷戰后的國際經濟合作以及九一一事件后非傳統安全合作的基本態勢明顯不同,說明傳統安全因素再次抬頭,成為導致國際安全結構產生新變化、新矛盾的關鍵因素。
        
        首先是各國軍事力量的增強。軍事力量是國際安全結構的基礎性因素。金融危機之后 , 盡管各國經濟受挫,但軍事力量并未減弱,軍事現代化的主張再一次被提到各國的重要議事日程。這說明傳統安全的內容在增強,有可能被強化。美國處于傳統安全的中心層級,軍事能力明顯優于其他國家,并且通過重返亞太戰略增強其在亞洲的軍事投入,彰顯其軍事優勢。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公布的數據,2011 年全球軍費開支總額為 17 380 億美元,美國占首位,達 7 110 億美元,占世界軍費總額的 41%.②與此同時,各國緊隨其后,形成新一輪增強軍事力量的態勢,從 2011 年軍費開支看,俄羅斯 719 億美元、英國 627 億美元、法國 625 億美元、日本 593 億美元、印度 489 億美元。同時,軍事演習和軍隊現代化建設都已列入各國的議事日程。
        
        其次是地區性沖突更具有全球性特征。伴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世界經濟的相互依賴性對國際安全領域產生溢出效應,造成地區合作帶有全球性參與的特征。東亞地區島嶼、領土之爭,南海地區安全問題集中爆發,地區沖突更常見于中東、西亞、非洲北部,這些地區沖突的原因已經不僅僅是地區本身的歷史性因素,更是由于這些地區已經成為各大國安全戰略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地區沖突較以往不同的是,其影響不僅局限于本地區,而有向全球性質延伸之勢,成為某個國家在國際體系中運動的變量,地區在全球體系中的功能性進一步增強。
        
        (三)非傳統安全日益復雜,更加依賴國內政治保障伴隨著金融和經濟安全問題的暴露,非傳統安全范圍擴大,危害國際社會健康與穩定發展的因素在國際間傳播,比如信息與網絡、糧食生產與銷售、能源開發與利用、水資源的保護等。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為這些內容的傳播提供了技術條件,跨國行為體(如跨國公司、國際組織)通常遵循國際市場規律和國際規則來處理這些問題,進行交流與合作。然而近些年,這些非傳統安全問題卻被更多傳統安全因素干擾。金融危機之后各國國內經濟進行深度調整,國內經濟、貿易、食品、環境等問題激發了社會矛盾,國際安全的任何動作都會在國內產生相應的作用,各國國內政策的調整也不得不顧及國際安全問題。在國家權力的影響下,非傳統安全內容普遍帶有傳統安全色彩,表現為更加復雜多樣。
        
        2008 年之后,多次的能源價格異常變動給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帶來不斷的沖擊,繼而影響著國家間的政治經濟關系,使得國際安全層面的問題轉嫁為國內能源需求危機。比如糧食安全問題。糧食價格上揚的影響造成全球饑餓人口總數上升,而糧食問題產生的原因除了糧食生產國的氣候條件等自然原因外,普遍存在著世界市場的投機行為、糧食出口限制、控制糧食價格等情況,使世界糧食的流通帶有明顯的傳統政治因素的影響,由此而引發的國際政治沖突增多,嚴重沖擊著國際安全結構。
        
        非傳統安全范圍與內容的擴大和復雜化進一步表明,非傳統安全背后是國家利益的訴求,從國際安全合作轉移為更加依賴于國家自身的安全保障。因此,在金融危機爆發引起的全球市場經濟問題大暴露的時代,市場經濟自由無序發展的一面得到凸顯,各國政府宏觀干預政策不斷出臺,使全球生產要素與配置置于政府掌控之中。
        
        在現有國際安全結構布局中,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仍然是常態,各國在世界市場與國際關系的競爭與合作中逐漸表現為全方位的外交關系,使國際安全結構處于多元膠著狀態,成為一個容納了世界市場不同主體的全球復合體。
        
        與經濟政治化相似,在傳統安全態勢增強的同時,多樣化的非傳統安全也表現出政治化趨勢。當各種國際安全問題都通過政治手段解決時,國際安全的問題就滲透進國內社會,成為國內安全問題的影響要素,解決國內安全問題,必須把國際安全作為一個變量來考察。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國家間的爭端增多,國際安全問題滲透到國家安全問題層面,國家內部的社會穩定、食品安全、生產安全、債務問題、財政問題、就業問題、社會思潮問題等都會對國家安全結構變動產生關鍵性的影響,處理不好有可能引發國家安全危機 ;另一方面,國家間在解決爭端問題時,也對國家間的合作充滿訴求,于是國家安全戰略又與多樣的外交形式緊密結合,表現出多邊合作的意向。
        
        (四)金融安全問題形成溢出效應,經濟政治領域不穩定局面加劇在后金融危機時代,國際安全結構最重要的一個變化就是美國經濟實力的嚴重下降,表明國際安全結構的主導力量不再是美國單極。2008 年美國金融危機引起全球經濟安全問題的全面爆發。首先是貨幣融通和貨幣體系產生危機,然后是市場需求與供給出現斷裂,繼而是全面的社會問題爆發出來。世界經濟增長整體放緩,世界經濟增長率不超過 3%,貿易增長率稍稍高于 3%,其低迷程度是冷戰結束后二十多年來極為少見的。從表象上看,相互依賴的全球經濟鏈條出現問題,金融安全與經濟安全領域的危機把世界各國拉到同一個平臺上面對問題。日本經濟低速增長,歐元區陷入衰退。歐盟統計局 2013 年 5 月數據顯示,歐元區商品零售額在 2013 年 3 月環比下降 0.1%,表明債務危機陰影下的歐元區經濟仍然處于低迷狀態,傳統貨幣政策功能漸失,財政政策調整空間狹窄。各國國內經濟發展方式進入調整期,經濟增長步伐相應放緩,全球經貿聯系受阻。
        
        在歐美發達國家普遍受挫的情況下,美國受到的打擊更為嚴重,嚴重影響到它在國際安全結構中的位置。曾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全球有五大力量中心的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在冷戰后指出,“冷戰結束,制造出觀察家稱之為‘單極的世界’或一個超級大國的世界。但是,美國實質上并沒有比冷戰開始時更能單方面獨斷全面問題。”①這種狀況在 21 世紀初表現得更加明顯,九一一事件后的反恐戰爭已經使美國的實力受挫,而金融危機又使美國主導國際事務的能力全面受到打擊。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發布報告《2030 年全球趨勢:不尋常的世界》,指出美國將退出“單極”統治和唯一超級大國地位,承認未來世界將沒有任何“霸權國家”,②這表明美國“一超”態勢出現危機,元氣大傷,實力下降,盡管仍居綜合實力之首,但在全球事務中的超然地位已經嚴重受損。
        
        (五)國際安全主體結構多層,行為體之間相互制約性增強在傳統安全問題增多、非傳統安全問題不減的態勢下,國際安全結構深刻變動。一些新興國家尤其是金磚五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影響逐漸上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顯示,2012 年金磚五國經濟總量全球占比達到 20%,①基本和美國、歐盟相當,這些國家與歐美老牌企業共同開發新產品,技術交流與合作不斷深化,正在逐漸改變全球的游戲規則。美國政治風險咨詢公司歐亞集團總裁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預言說,“隨著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等新興國家的國力日益強盛,國際社會正趨于勢力均衡,在未來十年內將形成沒有超強大國的‘G0’體系”.
        
        ②歐美發達國家面對經濟力量相對衰落的狀況,不斷推動經濟問題政治化,導致新保守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在全球市場經濟的競爭中,形成對自由貿易活動的阻力。這一方面影響了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國際體系中發展的安全環境,另一方面使國際安全結構出現不穩定因素。雙邊關系或多邊關系等逐漸不明朗。這種形勢下,各國紛紛從務實角度出發,形成合作關系、戰略伙伴關系等不同的安全關系。
        
        三 應對國際安全結構變化的戰略思考
        
        在歷史的進程中,“一個時代終結并不一定是與一個時代的開端同時發生的 ;在兩個時代之間可能經歷(事實上已經經歷)一個動蕩不安的歷史發展時期。”
        
        ③目前的國際安全結構的演變預示著國際安全態勢正在醞釀新的變化,新的國際安全走勢必將影響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建構。在行為主體激烈競爭、建構秩序的過程中,個體的思想、民族文化、國家文明、社會思潮等發生著變化,話語權的爭奪日益激烈。人類最偉大的任務是協調,能使國際安全的結構要素和諧發展,就需要人類的智慧。因此,我們需要積極探討應對國際安全結構變化的戰略對策。
        
        (一)準確定位國家安全戰略
        
        國家安全戰略是國家在一定歷史時期內對自身安全進行的全局性、宏觀性的設計和安排。它的實施,決定著國家在國際安全、區域安全、自身安全和人的安全等層級上的效果和趨向,也會對國際安全結構的變化產生重要影響。關于國家安全戰略的制定和實施,有多重考察視角。從內容結構來看,國家安全戰略包括軍事、外交等傳統安全戰略,以及金融、能源、信息等非傳統安全戰略 ;從地區結構來看,包括本土戰略、區域戰略、全球戰略等 ;根據行為體奉行的安全理念來看,可分為多邊戰略、單邊戰略等。就國家戰略實施的效果來說,“誰的安全”是問題的關鍵。聯合國強調,“不僅要讓人民擁有和平,更重要的是要讓人民不虞匱乏和免于恐懼”.①無論哪種國家安全戰略,都是要使本國人民得到金融安全、經濟安全、能源安全、公共衛生安全、網絡安全等更多可靠保障。
        
        在后金融危機時代國際安全結構復雜多變的總體態勢下,中國的戰略將成為各國處理與中國安全關系的直接指標。“假設人們不清楚中國想要得到什么,也不知道中國對國際社會的象征意義,他們將如現實主義所警告的那樣,傾向于最壞的結果而恐懼。假設他們認為,中國崛起將伴隨著其政治、社會向更具侵略性的形態轉變(如極端民族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也將會有同樣的結果。”②在這種形勢下,中國應當統籌把握國內國際大局,準確定位國家安全戰略。在戰略的理念層面上,中國應堅持和發展一貫奉行的多邊主張,堅持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外交原則,并與國內政治經濟發展的需求相適應,制定內政外交的各項戰略和大政方針,努力讓世界各國認知中國,為國家和人民創造生存和發展的安全保障。
        
        在戰略的內容層面上,應該綜合考慮各個領域如經濟、金融、科技、軍事、環境、資源、文化等領域的安全,明確各個領域在國際安全結構中所處的地位和面臨的挑戰,做好科學的頂層設計,制定不同領域的戰略目標、步驟和措施,確定重點任務,更好地抓住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實現國家的穩定與發展。
        
        (二)培育應對安全威脅的國家結構性安全能力
        
        在國際安全結構的變化過程中,國家仍然是主要行為體,非國家行為體交織互動所形成的一切活動,離不開國家主體的作用發揮。國家所具備的應對國際安全威脅的能力,我們稱之為國家結構性安全能力。結構性安全能力是指國家在一定的歷史時期統籌考察國際安全影響因素、應對國際安全結構變化的能力。包括政治與外交能力,這是國家政治制度影響力的體現,也是國家廣泛參與地區與全球事務、維護國際社會穩定的能力 ;經濟發展能力,即國家所具備的經濟實力和物質條件,是國家綜合競爭力的基礎 ;國際體系中的話語能力,即一個國家在全球與地區層面上建立與維持威信和凝聚力的基本能力,體現為國家的軟實力。總之,國家結構性能力是一種綜合能力,其中單一方面的能力雖會一定程度影響國際安全結構,但國家在國際安全結構中的總體地位和影響力,要憑借整體競爭力的優勢才能實現。
        
        提升結構性安全能力的核心,是根據國際安全結構的變化態勢建立主動應對的國內機制,避免由于突發因素而產生被動局面,保障國家在應對國際安全威脅時處于安全境地。中國應當培育結構性安全能力,更好地應對當前國際安全結構變化帶來的各種安全風險和挑戰。第一,應當進一步完善國家安全體制。中國在2013 年底決定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完善國家安全戰略,統籌維護國家安全。這標志中國安全新體制的建立,體現了外交與安全決策協調和實施能力的提升。第二,提高安全應急、應對能力,有理有節地處理中國的周邊安全事務以及國際法框架內的地區安全事務、全球安全事務等,及時應對突發國際安全事件,消除各類緊張局勢,最大限度為中國謀求國家利益以及有力的國際支持。第三,提高綜合實力。國際安全結構中各主體之間的較量也是綜合實力的較量,國家安全戰略是以綜合國力為基礎。中國應當從維護國家安全的角度,努力提高國家綜合實力,推動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文明發展,加強內政、外交、國防建設,不斷提高國家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從不同范圍、不同層面增強中國在國際安全領域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三)廣泛參與國際安全戰略合作
        
        當社會、環境、資源、科技、經貿和文化等非傳統安全因素被納入國際安全的內容時,國際安全結構就一直存在著極易動蕩的因素。而國際制度與國際組織在長期實踐中形成一定的原則和規范,各國在這個框架內能夠按照某種承諾加強合作,共同解決國際安全結構中存在的問題。因此,參與國際合作是避免軍事沖突和對抗、外交爭端,保證國際安全和國內社會穩定的有效渠道。
        
        參與國際安全合作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要關注國際安全合作機制的建構進展。目前的國際安全合作機制性質和功能不同,大致分為四個層次。一是由聯合國主導的集體安全合作機制以及各類國際機構、國際公約、國際規則,二是由于共同重大安全利益而深度締結的區域性國際性組織,三是由一些國家倡導的、以地緣政治為依托的雙邊和多邊合作模式,四是由政府或民間就一些安全領域具體問題如食品安全、環境安全、反恐合作等形成的國際性合作平臺。現有的國際安全機制還不盡規范,全球安全合作進程遭遇著許多阻礙。聯合國主導的集體安全合作機制尚未充分發揮職能作用,一些國際性安全規則、公約的制定與實施受到個別國家左右 ;一些地區性安全合作機制受到地區外干擾因素尤其是強權政治、新干涉主義的較大影響 ;一些國際合作機制排他性明顯,與機制外的國家和組織形成比較明顯的利益沖突、安全沖突。因此,建構符合大多數國家地區安全利益的國際安全合作機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目前,中國融入國際體系步伐加快,我們要樹立新的國際安全觀念,準確把握國際安全合作時機。一方面,廣泛參與各種層次的國際安全合作,有效利用既有國際安全機制的積極因素。在始終堅持國家利益的前提下,深入了解不同行為主體在世界經濟與國際政治格局中的戰略利益和安全訴求,尊重、遵守國際公約與國際規則,與相關國家、組織、機構進行戰略協商對話,增加互信,化解區域合作及全球多邊安全合作中的不利因素。另一方面,積極推動新的國際安全合作機制的建構,擴展多邊合作,尤其重視加強與周邊地區國家的合作,增強在全球安全體系中的話語權 ;擴大國際合作范圍領域,從經濟合作擴展到全方位安全合作,促進各國共同應對各類安全問題。
        
        四 結論
        
        國際安全結構變化反映國際安全狀態及走勢。國際安全結構中單一要素的變化、孤立事件的發生通常不會觸動全局發生重大轉折,但不排除任何一個因素可能引發意想不到的波動,從而產生“蝴蝶效應”,使國際安全結構發生根本性的破壞,最終導致國際安全態勢發生變化,給各國國家安全帶來新的挑戰。當前,國家行為體與非國家行為體、地區性安全與全球性安全、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等問題結合得日益緊密,政治沖突、軍事對抗、宗教事件、地區摩擦、貿易糾紛增多,網絡攻擊、環境惡化、能源危機進一步凸顯,各種沖突日趨多發、頻發與升級,都是當前國際安全領域面臨的現實問題,使國際安全發展趨勢表現出不確定性。
        
        作為正在崛起的新興大國,中國面臨的國際安全問題非常嚴峻。我們要特別重視對國際安全結構進行綜合分析,探索國家安全戰略實施的新思路、新辦法、新途徑。一方面,加強對國際安全和國家安全的戰略構想、戰略設計和戰略調整,培養適應國際安全結構變化的能力,有效應對挑戰,促進國家發展和社會穩定,保障人民的富有和幸福 ;另一方面,積極參與全球安全問題治理,推動國家、地區間的安全戰略對話,進一步加強溝通與協調,擴大務實合作的廣度和深度,優化國際安全條件,共同維護世界的繁榮與穩定。
        轉載請注明來源。原文地址:http://www.nm525.com/html/zhlw/20190731/8184307.html   

        2009年后國際安全結構變化與應對戰略相關推薦


        聯系方式
        微信號 xzlunwen
        熱點論文
        大香蕉成人色视频在线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