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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中國造紙術探析中西方文化技術交流

      在關于中國歷史、中國文明的敘述中,造紙術與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被視為中國古代文明的標志性成就-四大發明雖然在標榜中華民族文化貢獻的話語中造紙術作為四大發明的組成部分而得到表述,但關于造紙術本身的研究,卻在文化研究中被長期擱置。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四大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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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關于中國歷史、中國文明的敘述中,造紙術與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被視為中國古代文明的標志性成就-“四大發明”雖然在標榜中華民族文化貢獻的話語中造紙術作為四大發明的組成部分而得到表述,但關于造紙術本身的研究,卻在文化研究中被長期擱置。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四大發明”作為非中國原生的表述方式,呈現著從歐洲中心的對中國古代文明的價值判斷,而在現代以來主動接受的西方話語中,“四大發明”似乎已經成為中國文化“自表述”的重要根基性內容,近代以來,這一觀念經由中小學教材而成為現代中國的“一般知識與思想”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四大發明”這一提法之所以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里就進人當代中國的“一般知識與思想”,與其產生于歐洲不無關聯。正如日本學者溝口雄三指出的那樣,“在亞洲內部發現歐洲的、乃至擬似歐洲的事物,一直就被視為亞洲的‘近代’之發現”.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情境中,包括造紙術在內的“四大發明”被視為按照歐洲價值“重估”中國文化的重要結論。

      進人21世紀以后,文化遺產保護運動勃興,“遺產”成為重要的文化表征。由此,“四大發明”在遺產語境中被重新言說、表述和建構。在2006年以來頒布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造紙術”類的遺產樣式多達15項;在各省頒布的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造紙術”類遺產樣式多達30余項。特別是2009年中國宣紙制作技藝人選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名錄,這標志著造紙術在“遺產”語境中獲得了新的表述。

      一、問題意識:在中國發現歷史。

      在遺產時代研究造紙術,本身就意味著一種復雜立場。造紙術作為公元1世紀左右出現的技術,在經歷一千多年的發展之后,其技術層面的基本原理本身并沒有出現大的變革,但從其具體的技術構成來看,從一開始,則因為地域、環境、生態、資源的差異而呈現出不同的技術范型,呈現出參差多態的技術樣貌和產品。在當今現代造紙產業雖然已經如此發達,卻依然難以完全取代傳統造紙。特別是在當前工業化造紙面臨環境、生態質疑的語境下,傳統造紙將在可持續發展的議題下提供新的啟示。與現代工業批量化生產的廉價紙品相對應,手工紙作為蘊含人的身體創造的物,具有工業品難以取代的文化意涵。

      前現代一現代成為劃分人類歷史的重要界限,在諸多層面和領域,都因為這一界限而呈現出二元對立的格局。而紙和造紙術則成為其中的異類。按照歐洲中心的邏輯,紙和印刷的發明,成為歐洲文化啟蒙的關鍵技術。馬克思指出,“火藥、指南針、印刷術(以及與之相關的紙)-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如果造紙以及與之相關的印刷術對文明演進如此重要,竟是歐洲現代性興起的重要技術基礎;而在歐洲之前一千年就發明造紙術的中國,卻又在近代以來的文化表述中被歐洲置于“野蠻、黑暗”的“非文明社會”的境地。這其間的悖謬,是否存在一個因為經濟、軍事政治等方面力量懸殊而導致的話語改寫呢?正如艾田蒲(又譯艾田伯)所說,在中國長期向歐洲保持文化輸出之后的近代,是中國走向全面歐化的20世紀。是否因為這個歐化的世紀的遮蔽,使得今天的研究者難以看到曾經中化的歐洲呢?由此反觀,以歐洲中心出發的前現代一現代的世界圖式,是否在中國存在重新書寫的可能?

      以上述問題為起點,將形成一個從造紙術出發,歸結于“中國”而形成的“問題域”,其間“歷史”將成為問題展開的第一個關鍵詞。

      在關于中國文化的自我認知中,“歷史”,是一大關鍵。傳統認為,“中國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中國史之繁富,并世各民族,莫能與比。我民族文化之惟一足以自驕者,正在其歷史。足以證明吾民族文化之深厚與偉大,而可以推想吾民族前途之無限”.而且即便在考慮學術“現代化”的過程中,“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為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即便如此,西學話語在中國現代學術中全面取得霸權之后,史學也同樣面臨著淪喪的境地。正如陳寅悟在給北大畢業生的贈詩中所言,“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正如史學界自身的反思一樣,從西方移植過來的“學科體制”,不但主宰了20世紀學術發展的主要形式,同時也徹底摧毀了我們對傳統知識結構的認知,以致身處20世紀末的我們,往往不自覺地就會以“學科”的角度來理解史學這門古老的“學問”.

      史學如此,歷史本身的寫作更是如此。在20世紀以來的學術話語中,在中國之外,以“漢學”、“中國學”為名的研究成為關于中國的學術話語的核心來源。“在西方,很多由中國學家表述的關于‘中國’的知識在支持著各種各樣關于‘世界’的理論,只要這些理論家希望他們的論述是關于‘世界’的,他們就只好鑿壁偷光式地向中國學家挪借關于中國的知識”.也就是說,在一定程度上,關于中國的表述,在西方學術界,被“漢學”“中國學”所代言。在這樣的表述格局下,西方學術話語中關于中國的論述,就難免出現“變形”、甚至改寫,而對中國內部研究者而言,舊有的史學傳統在西學的沖擊下,不免陷于“歷史饑餓”之狀況。由是觀之,在所謂“現代”學術話語構建的評判體系中,傳統中國沒有歷史。正如埃里克·沃爾夫在書名中所揭示的那樣,世界,不過是由掌握話語權的歐洲和被表述的“沒有歷史”的人民所構成。在西方學術界對自我中心的表述格局的反思中,對中國歷史書寫所表現出來的西方中心也進行了批判。

      柯文指出,在美國學術界對中國近代以來歷史書寫中的三種思想框架-沖擊一回應框架,近代化框架與帝國主義框架,“這些模式都把中國歷史的起點放在西方,并采用了西方衡量歷史重要性的準繩。”隨即,他提出應當“以中國為中心”來研究中國歷史,這種研究將體現四個特征:(1)從中國而不是從西方著手來研究中國歷史,并盡量采取內部的(即中國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準繩來決定中國歷史哪些現象具有歷史重要性;(2)把中國按“橫向”分解為區域、省、州、縣與城市,以展開區域與地方歷史的研究;(3)把中國社會再按“縱向”分解為若干不同階層,推動較下層社會歷史(包括民間與非民間歷史)的撰寫;<4)熱情歡迎歷史學以外諸學科(主要是社會科學,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種理論、方法與技巧,并力求把它們和歷史分析結合起來。柯文的著作及其在中國研究上的“中國中心論”對國內人文社科研究產生了巨大影響,但卻并非沒有值得質疑之處。首先,柯文著作的預期讀者并非中國本土的研究者,而是美國的中國研究者,在中國歷史研究者身上,“中國中心”本不應該成為學術議題。其次,柯文自身也承認,要完全消除西方學者在中國研究上的種族中心的歪曲是不可能的,只能夠希望將這種影響降低到最低的限度;再次,柯文所提出的具有四個特點的“中國中心”的研究范式,其本質同樣與此前他批評的“西方中心”的中國研究一樣,也是一個來自西方的對中國的表述體系的建構。

      “在中國發現歷史”,其邏輯前提要么是中國本身沒有歷史,要么是中國自己沒有作出歷史表述。

      無論是哪一種,中國都還是作為被表述的“沒有歷史的人民”而存在。當代研究者應當清晰認識到,“歐洲近代民族國家建構的歷史觀念其實套不到中國歷史上面,中國關于民族國家的歷史應當自己書寫”.中國的歷史,首先需要中國的研究者作為局內人作出“自表述”

      造紙術作為誕生于中國的一項與人類文明密切相關的基礎性技術,在近代以來的關于其價值的判斷乃是基于“四大發明”這一源出于歐洲的認知,同樣體現出明顯的“西方中心”傾向。同時,與西方影響密切相關,對造紙術的認知和研究同樣停留在技術層面,對紙和造紙術與中國文化傳統、地方性知識等方面卻沒有足夠重視。因此,紙和造紙術同樣面臨“自表述”的問題。在此意義上,重建關于造紙術的歷史話語,就是面對以歐洲為中心的“西學”進行中國本位的“自我言說”與“自我書寫”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與發展趨勢。

      在道、術、法、器構成的中國傳統思想世界中,“術”往往成為連結虛無縹緲的“道”和現實存在的“器”的紐帶。在最早記載造紙術的文獻《東觀漢記》中,造紙術被命名為“蔡倫術”在其后的歷史演進中,蔡倫被作為紙的發明者而一再表述,成為與倉領造字、蒙恬造筆相類似的具有傳說性質的“文化記憶”與此同時,正因為是“術”,所以在追求“道”的“大傳統”話語體系中,關于造紙技術的記載在歷史進程中付之胭如。反而在關于農時月令、農業生產的著作中偶有記載。直到蔡倫發明紙之后一千余年的宋應星著((天工開物》,才明確指出“萬卷百家,基從此起”,而造紙的技術過程也才得到完整記錄。所以,才可以理解為何今天各地在表述自己地域的造紙術時,一方面強調自身淵源久遠,是“蔡倫術”傳承的結果;但另一方面在技術描述上又只能把技術流程與《天工開物》相關聯。

      關于紙的漢文史料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通論,如歷史典籍、方志、文集、別集、雜著、類書等其中有關紙的記載。如關于紙的起源,可以從《東觀漢記》(公元120年前后)以及班固所撰《后漢書》中可以找到記載。紙在不同時期的發展,可以從歷代史書和政典中讀到。如《唐六典》、《元和郡縣圖志》、《嘉泰會稽志》、《江西省大志》等。在文集、筆記中也可以找到關于紙的記錄,如《東京夢華錄》、《咳余叢考》等。另外在歷代類書中,也可以找到關于紙的記錄,如《太平御覽》、《古今圖書集成》等。

      另一類文獻為論紙的專著或專文。最早的是蘇易簡(953^“996)編寫的《文房四譜》,是關于文人書房用具的綜合論述,其中一卷專門談紙,保存著一部分業已亡佚的關于紙的早期史料特別是唐代史料。

      另一部關于紙的專著是14世紀費著所寫的《蜀箋譜》,介紹了四川地區明代造紙的有關情況。而最重要也是早期唯一記錄造紙工藝的專文是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的《殺青》一卷,對用竹和褚皮造紙的技術做出了詳細的記錄。

      與其它關于”道“的汗牛充棟的文獻相比,紙和造紙術的文獻史料顯得數量稀少。同時,在中國傳統學術框架中,紙和造紙術并沒有進人主流研究視野,只是作為文人雅致或博學多聞的對象而存在,直至19世紀末。

      1884年,沿襲培根和馬克思關于”三大發明“的說法,來華傳教士、漢學家艾約瑟最先在上述三大發明中加人造紙術,他在比較日本和中國時指出”我們必須永遠記住,他們(指日本)沒有如同印刷術、造紙術、指南針和火藥那種卓越的發明“.這是將所謂”四大發明“與中國直接關聯的第一次。同時,也是開啟了將文明貢獻的西方中心論引人對中國傳統技術價值評判的思想進路。在西學影響下,紙和造紙術獲得了新的研究和闡釋空間。

      在過去的一百多年里,圍繞中國的紙和造紙術,中外學者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從研究主題來看,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1)造紙技術史研究;(2)中國造紙術傳播研究;(3)造紙工藝田野調查和個案研究;(4)人類學技術史和物的民族志研究。下面分而述之。

      (一)造紙技術史研究。

      在現代以來的學術話語中,造紙術首先是作為一門傳統技術而存在,而從科學技術史的角度是造紙術研究最傳統的視角。在將近百年的時間里,這一領域的學術話語競爭主要集中在兩個核心問題:

      (1)紙的定義;(2)造紙術是否由蔡倫發明。

      在造紙技術史研究方面,由李約瑟主編、錢存訓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第一分卷《造紙與印刷》和潘吉星著《中國科學技術史·造紙與印刷卷》,以及張秉倫、方曉陽、樊嘉祿著,《中國傳統工藝全集·造紙與印刷》等全景式著作堪稱代表。

      對紙的定義,研究者從《說文解字》對”紙“的”絮一苫也“定義出發,將紙與中國傳統絲綢生產過程中的”漂絮“相聯系,進而推測造紙術的發明過程。

      通過對字義的考據,勞斡認為古人漂絮之后在竹席上殘留的薄片,就是《說文》所說之”紙“錢存訓認為絮即纖維體,苫即簾模,”至今仍是造紙的最基本原料“.戴家璋則認為這一說法沒有事實依據,不足為訓。對從《說文》出發的關于”紙“的定義引發的爭論,凌純聲認為”紙“在蔡倫之前早已存在,”蔡倫不過利用古代絲紙和栽補紙的兩種方法合拼,原料方面本來用動物纖維之絲,代以植物纖維而1論也“頗為可疑”潘吉星也認為樹皮布“與紙的起源沒有任何關系”潘吉星通過對現代發掘出的古紙的考察,結合現代以來的紙的定義,認為“絮”只能是植物纖維,進而在融合古今的基礎上,提出“紙”的定義,“傳統上所謂的紙,指植物纖維原料經機械、化學作用制成純度較大的分散纖維,與水配成漿液,使漿液流經多空模具簾濾去水,纖維在簾的表面形成濕的薄層,干燥后形成具有一定強度的片狀物”.

      蔡倫發明造紙術,這一說法源出于《東觀漢記》,這是關于蔡倫以及造紙術的最早文獻記載,同時也是后世關于蔡倫發明造紙術的直接文獻支持。圍繞這則史料的真實性,以及與之相關的是否由蔡倫發明造紙術、最早的紙產生于何時等問題,引發了長久不息的學術紛爭。

      雖然對蔡倫發明造紙術的質疑從蘇易簡《文房四譜》就開始了,但由于沒有實物證據,僅是猜測而已。美國人卡特(1925)也認為,“究竟蔡倫是否是真正躬與其事、發明造紙的人,還是大力贊助發明造紙的人,現在已無法確定。”他同時指出,“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他和造紙已經成為不可分的。后來他甚至被奉為造紙之神。”20世紀人文研究方法最重要的突破應當從“二重證據法”開始。對造紙史研究而言,真正的沖擊也在考古發現之后。從1933年開始,累計有7次考古活動報告發現了西漢時期的紙張。考古檢測和斷代結果表明這些紙張的年代遠在文獻記錄的東漢蔡倫發明紙的年代之前,因此,部分研究者據此提出蔡倫并非造紙術的發明者而是完善者“文革”期間,“蔡倫發明造紙術”的觀點被認為是“帝王將相史觀”的延續,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的創造者,造紙術也同樣如此“文革”結束后,并非蔡倫發明造紙術的觀點繼續有人提出,不過支持的論據從“文革”期間的所謂“儒法斗爭”、“群眾史觀”,轉變為以考古發現為支撐在對“文革”否定的過程中,并非蔡倫發明造紙術的學術觀點也同樣被列人否定之列。同樣的學術觀點,甚至是同一個人,在“文革”中和“文革”后,其論據和論證路徑完全不同,由此導致對這一觀點的討論陷入尷尬的境地。進而前后兩種不同基礎的學術觀點都被歸結為“左”的影響下的非學術結論。

      1980年代以來,隨著學術風氣的正常化,關于是否是蔡倫發明造紙術的論爭進一步展開。支持者的論據主要包括:歷代文獻記載、國際會議結論以及后世祭祀蔡倫的習俗等更進一步,以王菊華、李玉華等為代表的研究者認為考古發現的所謂西漢時期的紙并不是紙,更不能否定蔡倫發明造紙術的結論。而以潘吉星為代表的研究者則堅持認為考古發現支持西漢時期就有紙的觀點。這兩種觀點最后集中到對同一批考古出土實物的不同鑒定和斷代結論,一直延續到當下都沒有定論。

      (二)中國造紙術傳播研究。

      無論是否認為是蔡倫發明造紙術,包括認為造紙術應當與樹皮布相關聯的凌純聲,也都認同造紙術是中國的發明這一觀點。造紙術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也成為支持中國發明造紙術的重要學術路徑。

      認為歐洲造紙術是由中國傳人的觀點由卡特首倡,經美國紙史專家DardHunter詳細考證,成為在紙史研究中的一個常識性結論。李約瑟在羅列中國傳人歐洲的最重要的26項技術中,造紙術名列其中。季羨林對中國紙張和造紙術傳人印度的時間及過程進行了詳細考證。張文德對中國造紙術通過阿拉伯地區傳人歐洲的路徑進行了梳理和考證。蓋雙以阿拉伯古籍文獻考據為基礎,對造紙術西傳過程中女性起到的作用進行了深人研究。

      王珊對中國造紙術從東漢到明清在包括日本、朝鮮、越南在內東亞文化圈內的傳播歷程、路徑進行了探討蘇榮譽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中國造紙術向東的高麗、日本;向南的東南亞;向西的西亞和中亞、阿拉伯地區以及遠西的歐洲的傳播進行了全景式的研究中國造紙術對外傳播方面的集大成者以潘吉星為代表,所著《中國古代四大發明:源流、外傳及世界影響》是到目前為止從科技史的角度出發對四大發明的源流和傳播進行探討的權威著作。0在造紙術對外傳播的研究中,從技術史的角度,以中國為中心向各個方向梳理傳播脈絡和流程,進而在更為深廣的層面上支撐關于中國發明造紙術的論斷,這一點已經基本上成為中外學界的共識。

      (三)造紙工藝田野調查和個案研究。

      雖然文獻記載中造紙術是由蔡倫發明,但其具體的工藝流程卻沒有相關記載,只有將近1000年以后《天工開物》才第一次完整而詳細地記錄了用竹、褚皮造紙的工藝流程。黃震河從史籍文獻出發,介紹了傳統古紙的分類,闡述了各朝代古籍用紙的特征以及古代手工造紙的方法在近來的研究中,以實地調查為基礎,對地域性、族群性造紙工藝進行記錄和描述,成為當前造紙術研究的主流范式。在針對造紙工藝的調查方面,《中國傳統工藝全集·造紙印刷》完整收錄了全國范圍內近十處具有代表性的造紙工藝李曉岑對通過對云南麗江納西族手工造紙工藝進行實地調查,認為納西族的手工造紙既受到西藏固定式紙簾造紙方法的影響,也受到中國內地常見的活動式紙簾造紙方法的影響陳彪、張義忠實地考察了貴州普安縣卡塘村手工皮紙的制作工藝,并對其工藝技術特點、銷售狀況及經濟效益、傳承與保護等問題進行了分析。朱霞從技術與民俗兩個方面對廣西大化縣貢川鄉壯族手工造紙進行調查,認為廣西大化縣貢川壯族造紙為一種傳統的抄紙法造紙,生產的手工紙-“紗皮紙”具有較多的特點,在當地壯族的日常生活和人生禮儀習俗中具有重要價值,還對白族的造紙術進行了實地調查。許靖對福建山區傳統造紙術的調查表明,手工造紙在閩西山區的發展過程中是重要的推動力量,給當地的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影響。羅茂斌、全艷鋒、李忠峪對云南香格里拉尼西鄉槍朵村傳統藏紙制造工藝進行了實地調查,并將此工藝與納西族造紙工藝進行了比較。鄧文通在實地調查的基礎上,描述了瑤族造紙的工藝和生產過程,分析了造紙術在藍靛瑤地區面臨失傳的原因。方曉陽等對江西鉛山連史紙生產工藝進行了田野調查,并對連史紙中獨具特色的多次弱堿蒸煮與天然漂白進行了重點探討,認為這些傳統技藝對于提高紙張耐久度有較好的作用,是具有科學價值的關鍵技術環節。關于造紙術的個案研究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興起之后,受到項目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模式的影響,造紙術的地方性與族群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視。按省級以上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計算,項目化的造紙術技藝調查和描述就有將近30個。也為進一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資料。

      (四)物的民族志和人類學技術研究。

      “物”歷來是人類學研究的重要方面。摩爾根在人類學經典《原始社會》中就把物質及其生產水平作為劃分社會形態的重要標準,這一方式經過馬克思的闡述,形成了以物質生產水平劃分社會形態的歷史敘事范式,這一范式對20世紀以來中國的人文表述產生了重大影響。從19世紀中葉開始,“物質文化”就是西方人眼中的古代文化或其他文明、其他生活方式和人種的文化。彭兆榮指出,人類學“物”的研究側重于物質性,主要包括五個方面:作為標識、作為分類原則、“事物”的整體形貌、作為符號表述和交換的價值。人類學物質文化研究有兩種方法,第一是以“物”為中心的生活研究,第二是對“物”進行科學的、有造型的技術方法研究。既然是文化行為所改變創造的物質形態,物質就有了近似于文字、象征、敘事乃至歷史的性質讓·鮑德里亞指出,在后現代社會,我們生活在物的時代:在以往所有的文明中,能夠在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來的是物,是經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生產、完善和消亡的卻是我們自己正因如此,民族志研究對對象的描述即關注人類如何在物質上附加屬于其獨具特色的“文化敘事”,核心在于發現通過“器物象征”和“物質表達”而形成的專屬性符號系統。技術是與物緊密相關的文化內容,工具被視為物質生產的重要手段,“工具是標志文化存在的指標”.在我們今天對于科學和技術之廣義的理解中,可以說,在早期人類學者的作品中就已經出現了對它們的關注,如弗雷澤《金枝:巫術與宗教之研究》

      和馬林諾夫斯基《巫術科學宗教與神話》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從知識譜系來看,人類學對技術的研究可以回溯到法國年鑒學派的代表人物涂爾干和馬塞爾·莫斯。莫斯認為,人類使用的各種器具(工具、武器、衣服、器皿,等等)都是集體活動的產物。

      各種工具通常表明了文明的既定狀態,在文明和工具之間、社會本質與工具之間存在非常確定性的關系。這些決定關系從而構成了一種社會學的問題,從這個方面看,技術是社會學的一個分支。他前瞻性地預見,“正如國家之間所共有的科學、工業、藝術,‘區別’本身正在慢慢退化成小部分群體的遺產,或者大民族的一種共有的專屬;同樣,這些文明的優秀特質都將成為越來越多社會群體的共同財產”在物的民族志方面,堪稱經典的是美國人類學家西敏司(SidneyWMintz)的民族志《甜與權力:糖在近代史的地位》,人類學家基于對加勒比海地區和歐洲的觀察,沿著“糖”的生產、流通、交換和消費,勾勒出一個視角獨特的跨地域文化史。在中國研究方面,柯律格(CraigClunas)所著MaterialCultureandSocialStatusinEarlyModernChina(《明代物質文化與社會地位)})從文學、語言、文物等側面,對明代的物質文化進行了全面的梳理。白馥蘭(FrancesaBray)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出發,對明清時期的技術和性別的關系進行了1過對“食物”這一獨特的“物”與中國文化諸方面關系的呈現,揭示出食物與傳統、食物與禮儀、食物與資源利用的復雜關系,進而揭示出食物背后所蘊藏的中國人的生存智慧和世界觀。與中國傳統的物質文化和技術史研究相比,上述研究通過特定的物和技術與文化、社會、傳統的關系梳理,展現了蘊藏在物和技術之中的復雜文化意涵。

      延續這樣的理路,中國傳統技藝研究應超越技術范疇,進人更為深廣的文化領域。“由中國原始造物藝術延續而來的工藝文化,從其伊始便與人們的社會生活有著密切的聯系,具體的器物所體現的技藝與尺度構成的物與物、人與物關系的和諧空間,不斷地規范喝調整著人們生活的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中國民間的知識體系就是在這樣的物質性的社會生活基礎之上逐漸累積構筑起來的”對中國文明而言,(紙質的)印刷品是中國曾經制造的數量最為龐大的一宗產品。如果將一本書作為計量單位,那么中國印刷的書籍的數量超過青銅器與建筑物的總數。如果以書的一頁為單位,再加上宗教護符、銀行票據、郵票等等,其總數遠遠超過紡織品與瓷質餐具之和。從這個意義上講,紙可以視為中國物質文化的最重要的類型。但問題在于,在過去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只重視以紙作為物質載體的文獻內容,而對紙作為“物”本身少有顧及。即便在技術史研究中,研究者注重的是造紙的技術而非紙張本身。

      值得注意的是,德國學者雅各布·伊弗斯通過考察夾江手工造紙的生產工藝及其傳承,認為在夾江造紙技藝傳承中,工藝知識的再生產內嵌于特殊的自然、社會和象征環境,很難并且沒有必要轉化為書寫知識,記載工藝知識的文本更關注道德價值的宣傳而非技術傳遞。在此基礎上,通過技藝本身的“具身性”在現代國家行政框架下遭遇的挑戰與變遷,考察當地人在去技能化時期之后,重建手工造紙業的過程,以及在技術再生產的基礎上修復社會組織的過程。肖坤冰、楊正文以四川夾江地區的紙的流動為切人點,通過對“物”(紙)的流動的表象的透視,來討論隱藏于“物”(紙)的資源爭奪背后的國家權力的地方化意義,從而對區域社會變遷之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過程,進行地域化的理解和做出歷史性的解釋。三、初步的結論。

      造紙術是中華民族在文明歷程中的偉大發現和杰出創造,對人類文化和文明的記錄、傳播和傳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紙是中華民族文化最重要的物質載體,記錄和保存著民族的記憶;它廣泛應用于中華民族生活的各個方面,是生活方式的重要器物;它與中華民族的信仰世界密切相關,是文化象征的物質載體。因此,在某種意義上,紙是中華民族文化最重要的“物”;而造紙術在其發展和演進中與各地域、各族群生活方式、資源狀況的密切結合,形成了以“蔡倫術”為根基的多元化技術特點,進而成為理解中華民族文化結構的重要進路。

      紙和造紙術作為中華民族在人類文明進程中的杰出創造,在中國傳統中長期因道術法器的思維范式而被忽略,在因西方學術話語影響下,以西方價值為評判標準的“四大發明”又成為中國近代以來的“普通知識”之一,與炎黃子孫、黃河長江等符號一道,對當代民族國家的構建和認同起著重要作用。

      20世紀以來,關于紙和造紙術的研究長久糾結于“什么是紙”、“蔡倫是否發明造紙術”等問題,反而對為什么在中國形成如此這般的紙的定義、為什么在各地、各族群中形成如此這般的造紙術等更為重要的問題沒有予以足夠的關注。特別是將紙和造紙術納人人類學的視界,對紙在中華民族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和價值,以及紙在傳統文化中作為連接“大傳統”與“小傳統”的物的載體的功能等問題的研究,才剛剛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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